直面新时代四大之问 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之一：中国之问

2026-11-05 · 广盛网

直面新时代四大之问：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 作为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的开篇之作， 金融“中国之问”是四大之问的逻辑起点与实践根基。我们主张， 立足中国特有制度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价值目标与金融实践场景，跳出西方新古典金融理论的范式束缚，从理论、历史、实践三维度剖析金融领域“中国之问”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与实践答案，从制度、治理、创新、价值四维体系解

直面新时代四大之问：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

作为构建中国金融理论系列文章的开篇之作， 金融“中国之问”是四大之问的逻辑起点与实践根基。我们主张， 立足中国特有制度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价值目标与金融实践场景，跳出西方新古典金融理论的范式束缚，从理论、历史、实践三维度剖析金融领域“中国之问”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与实践答案，从制度、治理、创新、价值四维体系解答新时代中国金融“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问题，凝练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雏形框架，推动实现中国金融实践经验向系统化理论体系的转化升级。

从全球格局来看，发轫于西方的传统金融理论与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长期以资本自由流动、市场完全出清、利润最大化作为核心底层逻辑，主导了全球金融理论发展范式。但是，纵观几十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金融乱象与发展失衡问题，诸如过度金融自由化引发资本无序扩张，金融脱实向虚加剧产业空心化，短期逐利逻辑放大市场波动风险，金融霸权与规则垄断造成全球金融治理失衡，贫富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凸显，无一不是与西方单一金融理论范式存在固有、内在关联。事实证明， 西方单一金融理论范式无法适配全球多元发展格局，更无法解决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发展难题 ，西方金融理论与治理体系亟待重构。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模式，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任务逐渐推进，对金融体系的功能定位、服务模式、风险防控、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新的系统性要求。但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初期借鉴的西方理论框架、市场模式与监管逻辑，并不能有效解释、指导和规范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金融实践，显现出明显的适配性短板。对此，及时构建适配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的本土金融理论，就必须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肯定实践成果与理论雏形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客观正视当前中国金融理论建设的短板与不足。其一，国内市场实践经验丰富，但金融理论系统化不足，大量成熟的本土金融实践尚未完成系统性、范式化提炼，实践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理论优势。其二，理论阐释依然滞后于实践创新，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实践，无法及时获得契合国内制度环境的风险定价、激励相容机制、外部性内生化、监管边界等基础理论支撑。其三，金融理论体系完整性不足，对时代变革、全球治理、人民需求的针对性理论阐释仍需深化。这也正是后续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三篇系列文章的研究方向。其四，本土金融理论的国际传播、对话、适配性不足，导致国际理论话语权薄弱，远未形成与我国金融体量、实践成果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

金融领域“中国之问”具有极强的行业属性，核心本质就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至上的发展目标，破解西方金融理论无法解释、无法解决的中国式金融实践难题，回答中国金融本土化发展逻辑、制度逻辑、价值逻辑与安全逻辑，具体聚焦四大核心命题：

其一是道路之问：中国金融如何摆脱西方范式桎梏，摒弃“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单一发展路径，走出一条适配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特色化发展道路

其二是适配之问：中国金融如何适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平衡市场效率与国家战略、公共利益、精准服务国家核心发展目标

其三是平衡之问：中国金融如何统筹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并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其四是理论之问：中国如何依托丰富的本土金融实践、提炼、总结、升华自主金融理论并形成可阐释、可验证、可对话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

二、金融领域“中国之问”的理论局限、历史镜鉴和时代命题

（一）西方金融范式的结构性适配理论逻辑

西方主流金融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理性人假设、市场有效假设、资本至上假设”为三大基石，服务于资本增值与市场自由配置。这一理论体系在解释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行为时具备一定参考性，但无法完全适配中国金融发展的核心逻辑与实践场景，存在结构性的适配缺陷。

一方面，价值导向错位。西方金融理论主要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忽视金融的公共属性、战略属性与民生属性，无法解释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为民、赋能共同富裕的核心导向。另一方面，运行逻辑单一。西方范式推崇完全市场化、自由化，无法适配我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二元运行模式，难以解释政策性金融、国有金融主导、战略金融资源配置等特色实践，尤其在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方面，西方理论更加侧重事后风险处置，缺乏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顶层思维，难以契合我国金融体制“前置防控系统性风险、坚持稳慎开放、走渐进改革路径”的风险治理逻辑。

（二）中国金融百年探索的历史经验逻辑

改革开放后，为适配市场经济改革，我国适度借鉴西方金融市场模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机构多元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激活了金融发展活力，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动能转换、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简单照搬西方金融范式、套用西方理论框架的结构性弊端开始全面凸显，一系列本土特有、西方理论无法解释、无法解决的发展矛盾集中爆发：一是逐利化金融逻辑与实体经济本源错位，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引发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组织、初创科技企业长期面临融资约束；二是自由扩张模式引发风险累积，影子银行无序膨胀、交叉金融嵌套、非标业务泛滥、资本市场短期投机炒作盛行，金融风险隐蔽化、复杂化、区域化集聚；三是西方市场化万能逻辑与我国国情制度不适配，完全市场化导向忽视了金融的公共属性与民生属性，出现金融发展与民生需求、共同富裕目标脱节的问题；四是外来理论解释力失灵，西方基于成熟经济体、资本至上、完全市场化形成的金融理论，导致了国内日益严重的金融脱实向虚、影子银行无序扩张、资本市场短期投机盛行、区域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

显然，多年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昭示：西方金融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范式，照搬外来理论、套用域外模式必然导致逻辑水土不服、发展失衡、风险累积、价值偏离，中国金融独特的发展历程、制度禀赋、发展使命与风险特征，决定了我国无法依托西方理论体系指导本土金融实践，必须立足中国特有国情、立足新时代发展使命，跳出西方范式桎梏，自主总结发展规律、提炼理论内核、建构话语体系，开启本土化、特色化、自主化的全新探索。

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我国金融行业面临一系列专属的、无法被西方理论解答的现实考题，构成了金融领域“中国之问”的实践载体。例如，在虚实平衡层面，如何持续破解金融脱实向虚难题，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杜绝金融空转与自我循环在创新赋能层面，如何构建适配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现代化金融体系、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结构性难题在安全发展层面，如何统筹金融对外开放与系统性金融安全、守住本土金融主权与风险底线在民生赋能层面，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创新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金融服务差距、以金融之力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市场治理层面，如何构建适配中国国情的金融治理体系，整治资本无序扩张、实现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这一系列兼具本土性、时代性、战略性的现实考题，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金融领域中国之问核心内涵，倒逼本土金融理论的系统性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可以凝练出区别于西方金融理论、适配中国国情的金融理论四大特征：

一是 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属性，坚守金融为民的价值属性，实现政治方向、社会价值、民生福祉的深度融合。

二是 市场性与战略性相统一 ，尊重金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同时立足国家战略布局，强化金融的战略支撑功能，弥补市场失灵。

三是 创新性与安全性相统一 ，鼓励适配性本土化金融创新、激活发展活力，同时严守风险底线、统筹发展安全，实现创新可控、发展安全。

四是 本土化与开放性相统一 ，立足中国制度与国情深耕本土实践、构建自主体系，同时坚持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参与国际对话。

四、金融领域“中国之问”四大实践解答

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积淀，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契合本土国情的制度体系、治理模式、创新路径与价值取向，从制度之答、治理之答、创新之答、价值之答四个维度回应金融领域的中国之问，构成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实践根基。

（一）本土化金融制度筑牢金融发展主导根基

制度是金融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金融制度体系是破解西方范式困境、解答中国金融发展道路之问的重要支撑，形成了区别于西方完全自由化金融制度的独特体系。

一是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制度，明确了金融发展的政治方向与战略定位，解决了西方金融体系“资本主导、逐利至上”的方向偏差问题，确保金融发展始终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二是构建“市场化运作+国家战略引导”的二元运行机制，不仅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战略引导作用，既保留金融市场的活力与效率，又规避完全市场化带来的无序扩张与资源错配，实现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倾斜。

三是分层分类、协同互补的金融主体制度，构建政策性金融、国有金融、民营金融、外资金融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的主体格局。政策性金融聚焦公共领域、薄弱环节与战略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国有金融发挥压舱石作用，守护金融稳定与国家金融安全；民营金融激活市场活力，适配中小微企业多元化需求；外资金融助力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形成功能完备、优势互补的金融主体生态。

四是“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双层监管制度，立足大国金融风险防控需求，构建覆盖系统性风险、机构个体风险的全方位监管框架，从制度层面筑牢金融安全防线，破解西方监管碎片化、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的制度短板。

（二）本土化金融治理体系兼顾发展与安全大局

针对西方金融“重发展轻安全、重市场轻监管、重效率轻公平”的治理短板，新时代中国金融治理经验，精准解答了金融如何规范发展、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一，确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治理逻辑，将金融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摒弃西方逐利优先的单一治理目标，把安全发展贯穿金融改革、创新、开放全过程，实现金融发展质量、效率、安全的有机统一。

其二，构建法治化、穿透式、常态化治理模式。持续完善金融法治体系，以法治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约束资本流动、整治金融乱象，坚决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通过穿透式监管破解金融嵌套、影子银行、虚假交易等监管套利问题，实现金融风险全链条、全覆盖管控，彻底扭转西方监管滞后、监管真空的治理困境。

其三，建立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治理机制。打通央行、金融监管、财政、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的治理壁垒，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上下联动的金融治理格局，破解西方金融监管碎片化、部门博弈、治理低效的难题，提升金融治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其四，坚持“渐进式改革、稳慎式开放”的科学治理节奏。立足中国转型期的基本国情，不盲目照搬西方激进自由化改革模式，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循序渐进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在改革中防范风险、在开放中守住底线，有效规避激进改革引发的金融震荡与市场风险。

区别于西方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模式，中国金融创新立足本土场景、本土需求、本土短板，坚持“服务实体、普惠民生、安全可控”的创新导向，以针对性创新破解本土发展痛点，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一是赋能实体经济的产业金融创新。围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产业投资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特色金融产品，破解科创企业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融资难题，构建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金融服务模式。

二是惠及民生福祉的普惠金融创新。针对我国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小微企业融资弱势等本土问题，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推进移动金融、数字普惠、乡村金融创新，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可得性不足的问题，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等的金融服务体系。

三是适配双碳战略的绿色金融创新。立足我国绿色转型发展目标，构建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交易、碳金融衍生品的完整绿色金融体系，创新绿色项目融资、环境权益抵质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金融模式，以金融创新赋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形成适配中国双碳目标的特色金融创新体系。

四是安全可控的数字金融创新。依托我国数字产业优势，在合规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数字支付、智能风控、数字化运维、智慧监管等领域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与普惠水平，同时构建数字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杜绝无序创新、野蛮生长，实现创新活力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四）金融为民初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终极目标

价值导向决定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金融摒弃西方“资本至上”的价值逻辑，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以国家发展为导向的本土金融价值体系，解答了金融“为谁发展”的终极之问。

首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始终将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发展的根基，坚决整治金融空转、脱实向虚、过度投机等问题，让金融回归本源、深耕实体，实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根基。

其次，践行金融为民的核心价值。将普惠公平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打破传统金融的精英化、圈层化局限，通过普惠金融、乡村金融、民生金融创新，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金融服务差距，让金融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金融力量助力共同富裕。

最后，锚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始终将金融发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主动对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兼顾短期市场稳定与长期战略发展，实现金融短期发展与国家长远布局、企业微观活力与市场大局稳定的有机统一。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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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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